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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散文创作的答问

来源:文章2021-09-11 12:00:23

 问:目前,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:当前散文创作不甚景气,与小说、报告文学、诗歌等文学式样相比大学美文,是比较薄弱的。请您谈谈当前散文创作的状况。您认为存在什么问题,原因何在?
答:这种状况,我是估计不清楚的。一种文学体式,它在当前是否繁荣,繁荣到什么程度,这只有掌握全面材料的,文艺界的领导同志,或评论家,或将来的评选委员会,能作出权威性的估计。对任何形势的估计,都是困难的,我是一个普通读者,又因为精力所限,读作品很少。但就我读到的散文来看,我真正喜爱的,确实不是那么太多罢了。当然,我不喜欢的,也不见得就是不好,只是说,产生一篇好的散文,正像产生一部好的小说一样,不是那么容易就是了。
从历史上看,先秦时的散文作家,真可能是有一百家,不然为什么说百家争鸣,以后又说罢黜百家呢?但流传到现在,就只剩下几家了。唐宋散文作家,在当时也不只以百数,而传至后来,只说八家。八家之文,家传户诵者,每人也不过数篇。“五四”运动,散文应运而生,作者如林,期刊充斥,但到现在,我们课本上,还老是那几位作家的那几篇范文,其他作者,逐渐被人遗忘。
文学艺术的形势,任何时候,都可以有人作估计:形势大好或不大好,繁荣或不大繁荣。即使客观正确,这也只是就一时而言。作品的真正价值,是只有时间才能考验得出,任何武断的大话,都不是那么牢靠可信的。
我们应该从历史上,找出散文创作成败得失的一些规律,那对我们衡量当前的散文,可能是比较有用的。
从我们熟读的一些古代或近代的散文看,凡是长时期被人称诵的名篇,都是感情真实,文字朴实之作。比如说欧阳修的《陇冈阡表》,诸葛亮的《出师表》,李密的《陈情表》。
我们常说,文章要感人肺腑,出自肺腑之言,才能感动别人的肺腑。言不由衷,读者自然会认为你是欺骗。读者和作者一样,都具备人的良知良能,不会是阿斗。你有几分真诚,读者就感受到几分真诚,丝毫作不得假。
如果有时间,读一些旧报纸,旧期刊是有好处的。在三中全会以前,报刊上的文章,包括散文在内,虚假的东西太多了,现在找来一看,常常使人啼笑皆非。这种散文,即使没有政治上的拨乱反正,也是当日无读者,何况流传?
但是,这种文风,曾经猖獗了若干年,要说是完全根绝了它的影响,也不是事实。
欧阳修在写他这篇文章时,叙述的只是家庭琐事,夫妇、母子之常景常情。诸葛亮当时虽然是丞相,他这一篇文章,并没有多少空洞的官腔。李密当时的处境,尤其困难,如果他不说真情实话,能够瞒得过司马氏的耳目?
文章能取信于当世,方能取信于后代。这三篇文章,所以能流传百代,就是因为感情的真挚和文字的朴素无华。
所谓感情真实,就是如实地写出作者当时的身份、处境、思想、心情,以及与外界事物的关系。写出这些,这本来是很自然的事情,但一触及文字,很多人就做不到。这就无怪自古以来,名篇范作如凤毛麟角了。
文字是很敏感的东西,其涉及个人利害,他人利害,远远超过语言。作者执笔,不只考虑当前,而且考虑今后,不只考虑自己,而且考虑周围,困惑重重,叫他写出真实情感是很难的。
只有忘掉这些顾虑的人,才能写出真诚的散文。
司马迁的《报任安书》,因为是私人信件,并非公开流布的文字,所以他才说了那么多真心话,才成为千古绝唱。嵇康的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,也说了些真心话,透露了出去,就招来了大祸害。有鉴于此,致使文人执笔,左顾右盼,自然也有其不得已的地方。现在,有论者居然责怪:在“四人帮”肆虐期间,作家们为什么没有站起来,大声疾呼?这种要求,未免不近人情。在当时,一个作家,能够沉默,不去帮凶,就算可以了。论者当时如何表现,不得而知,至少他是没有去反抗的。不然,他早就成为***了。
但就散文的规律而言,真诚与朴实,正如水土之于花木,是个根本,不能改变。如果不只从数量上看,主要从质量上看,当前散文创作的不足之处,恐怕还是在作者的创作用心上,有或多或少的华而不实之处吧!
这不能完全归咎于作者。在一个不算短的时期中,在各个现实领域,虚假浮夸,不大遇到批评和制裁,而真实地反映情况,即说真话,却常常遭到难以想象的打击。这不能不反映到文学创作上。现在虽力加纠正,在意识形态领域中,清除这种遗留的影响,有时比在现实生活中清除,还要慢一些,复杂一些。而散文创作,以其更直接的现实性,在这方面的表现,就更比其他艺术领域显著。
有些散文,其不足之处,可以归纳为:
一、对所记事物,缺乏真实深刻感受,有时反故弄玄虚。
二、情感迎合风尚,夸张虚伪。
三、所用词藻,外表华丽,实多相互抄袭,已成陈词滥调。
四、因以上种种,造成当前散文篇幅都很长,欲求古代之一千字上下的散文,几不可得。
问:请您结合自己和当前的散文创作现状,谈谈有关散文艺术问题。比如散文的叙事与抒情,题材、构思、意境、语言等等。
答:散文是我们祖国主要的文学遗产,古代作家的主要著作,也是散文。这就提供了很多很好的学习范本。我们在学校语文课堂上,也以学习散文为主。初学作文,题目如《我的家庭》、《春日郊游》等,也是写的散文。另外,散文的大部分,都是应用文,一生之中,练习的机会是很多的。我们本来应该把散文一体,运用得很好,这一文体本来应该很繁荣。但从历史考察,并不是每一个时代,散文都是很好很繁荣的。
先秦、两汉、唐宋的散文,大家都承认是有很多佳作的。
降至元明,则并非如此。元朝不论,明季写散文的人并不少,但即使是代表作家的作品,今天看起来,无论在风格文字上,内容意境上,都是肤浅的,卑弱的,琐碎的。明之末季,有一谚语谓:刻一部稿,娶一房小,念一句佛,叫一声天如。天如即张溥,是权威评论家。可见当时出版物也是不少的,但作品的意义和价值,确如上述。可取之处,远不及唐宋,又不用说两汉先秦了。
文章,特别是散文,是和时代的风云、习尚有关的。如果只谈艺术,我们就应该从唐宋以前的散文,多吸收一些营养。从司马迁、嵇康、柳宗元、欧阳修那里,多学习一些东西。其中主要的经验,是所见者大,而取材者微。微并非微不足道,而是具体而微的事物。
古代散文,意境深远,但皆言之有物。柳宗元的散文,写驴,写鼠,写麋,写蝜蝦,取材很细小,而意义很深刻。韩愈《进学解》,则对自己作深刻的剖析,发挥自己的见解,这也是很有勇气的。
散文短小,当然也有所谓布局谋篇,但我以为,作者如确有深刻感触,不言不快,直抒胸臆即可,是不用过多的构思设想的。现在一些文章评论家,谈论构思太多,也太机械。
实际创作的过程,往往并非如此。散文之作,一触即发。真情实感,是构思不来的。
散文中的议论,也是自然事物演变的结果,在很多情况下,并非散文作者主观的前提。而苏子瞻常先有警句,冠于篇首,但与所叙事物,仍为血肉,并非徒具大言,以惊流俗。
抒情亦如此。无情而强抒,与无病**等。感情低下,不如不抒。面对大好河山,内心营营苟苟,故作堂皇之言是对河山的不敬。
状景抒情,成为散文的意境。意境有高下,正如作者修养有高下,胸襟有广狭,志趣有崇卑,不可勉强。当然,人可以通过修养,提高其志趣。总之人心之不同,有如其面。散文意境之有区分,也在于此。范仲淹先忧后乐之名言,并非一时乘兴,创作出来,乃是久萦于心的素志,触景生情而出。
散文的语言很重要,一篇短文,语言文字不讲求,是成不了家传户诵之作的。当然语言文字也与作者的真情实感紧紧相关。
梁沈约很重视文字的音乐效果。他说:
若夫敷衽论心,商榷前藻,工拙之数,若有可言。夫五色相宣,八音协畅,由乎玄黄律吕,各适物宜。欲使宫羽相变,低昂互节,若前有浮声,则后须切响。一简之内,音韵尽殊;两句之中,轻重悉异。妙达此旨,始可言文。(《宋书·谢灵运传论》)
中国古代散文名作,读之无不朗朗上口,易于背诵。即韩愈之自讽为佶屈聱牙者,亦莫不如此。现在有些作者,能写情节热闹的小说,写起散文,语言很不考究,这是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补救的缺失,这样的散文,自然行之不远。
散文的语言,要有素养,需要基本功,要有课堂训练。而我们国家经历十年动乱,教育失调,这恐怕也是影响今日散文质量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至于我个人近年的散文创作,则因老年衰退,成绩甚微。
行动不便,生活的眼界缩小了。因为年岁,自身的阅历增多了。在政治清明之时,愿意说些真诚的话。当然有时就会得罪一些人。过去,我的一篇散文《黄鹂》,放了二十年才发表。
现在写文章,确实感觉顾忌少多了。但作为文章行世,自己也应该慎重,不应该太随便。要知道应该说些什么,也要知道不应该说些什么。不管文章长短,题材如何,大都是我亲身经历,亲眼所见,思想所及,情感所系。不作欺人之谈,也不装腔作势。那样就会不自然,也就不会有什么真情实感。有些人的文章,使人处处意味到作者的高位和官职,好像一切都永远正确,是没有多大意思的。
问:散文作者需具备哪些修养?
答:秦少游说:
探道德之理,述性命之情,发天人之奥,明死生之变,此论理之文,如列御寇庄周之作是也。别黑白阴阳,要其归宿,决其嫌疑,此论事之文,如苏秦张仪之所作是也。考同异,次旧闻,不虚美不隐恶,人以为实录,此叙事之文,如司马迁班固之所作是也。原本山川,比物属事,骇耳目,变心意,此托词之文,如屈原宋玉之所作是也。
中国散文的品类繁多。所以,散文作者,首先应该涉猎中国散文的丰富遗产,知道有多少体制,明白各种体制的作用,各类文章的写作要点。
但最主要的,是提高自己的人格修养,即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修养,不然就不能理解和领会中国散文作品的内容和实质。例如前面讲的“三表”,好处何在,为什么能千古传诵?
有一些人生经历,知道一些世态人情,便可写小说,写剧本。写好散文,需要多种知识,多种见闻。不然写山川不知地理,写古迹文物不知历史,不知考古,散文就没法写好。
其中,特别重要的是作者的识见,如果识见平庸,文章也是写不好的。
问:散文创作中新的探索与民族传统两者的关系如何?
答:自有翻译以来,实际不是丰富了中国散文的创作,利多弊少,即使南北朝开始的佛经翻译,也是如此。“五四”以后的散文,外来的影响,就更显著了。但影响是影响,其根基是不能动摇也不可动摇的。我们还是要写中国式的散文,主要是指它反映的民族习惯和道德伦理的传统。至于说创新,也不能说,只有接受外来影响,才能创新。中国散文,在接受外来影响以前,也是不断创新的。我写给贾平凹的一封信中曾说,多读外国名家之作,写中国传统的散文,也是这个意思。任何文学作品,谈到创新,绝不会是专指形式上的创新,而是指内容和形式的统一的创新。文学作品既以内容为主导,则中国土壤,自然对创新起决定作用。
此外尚有二题,因题旨较泛,有些意见已在前文述及,兹从略。
1983年5月1日晨五时起写。大院节日嘈杂,前屋受干扰,则移稿至后屋;后屋受干扰,又持稿回前屋。至晚初稿成。次日晨改定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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